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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1860年天津开埠以后,以赛马为代表的西方体育迭次传入,为近代天津体育注入了新的元素。20世纪初的清末新政所关涉的教育革新,成为中西方体育交融的契机,以体操为代表的西方体育与以武术为代表的中国传统体育如何在新式体育体系中并存,并不断地融合成一种新的在地化教育系统?另外,融合中西方运动因素的近代天津体育带给城市怎样积极的影响,从而彰显天津独特的城市气质?本文借助档案、报刊以及相关文献对此加以梳理分析,希冀能够将这一研究引向深入。

　　1860年起,英、美、法、日、意、奥、德、比、俄九国在天津海河两岸建立租界,面积大约有9.95平方公里。随着租界的日益发展、洋行设立以及各类公共建筑的建立,外商、侨民以及各类工商业的从业者逐渐入住租界区。租界也因此成为西方体育传播的最早窗口。

　　当时茶、丝、是贸易中的重要商品,电报、轮船尚未出现。在将近两个半月的贸易时间里,外国商人每星期连续工作七天,“他们工作得有条不紊,不声不响,平心静气,埋头苦干,办事迅速而认真”。为了驱除身处异国他乡之孤独感,体育运动逐渐成为天津侨民日常生活中的调剂品,肇始于英国的赛马活动成为侨民最喜爱的集体运动项目。1863年5月,英国商人在海光寺一带的空地举办第一次赛马会。张焘在《津门杂记》中详细描述:“是日也,人声哗然,蹄声隆然,各国之旗飘飘然,各种之乐呜呜然,跑马棚边不啻如火如荼矣,倾城士女,联袂而往观者,或驾香车,或乘宝马,或暖轿停留,或小车独驾,衣香鬓影,尽态极妍,白夹青衫,左顾右盼,听奏从军之乐,畅观出猎之图,较之钱塘看潮,万人空巷,殆有过之而无不及焉。”早期的英商赛马活动参与人数众多,并成为侨民重要的业余生活集会。

　　之后,棒球、曲棍球、马球、板球以及田径运动皆随着欧美移民传入天津。租界侨民热衷于体育运动,反映的是本国传统价值对于运动的推崇心理,英国人认为运动不仅能锻炼体魄,更能培养出耐劳自律等绅士必需的品格。比天津开埠更早的上海同样如此,外侨“异常注重激烈的操练,把体育锻炼当作西洋人在中国保持健康的唯一方法,上海的外侨几乎每个人都骑马、徒步旅行,或者参加各项运动比赛”。

　　需要指出的是,以现代赛马、球类运动为代表的西方体育运动对于刚刚步入现代文明的中国人来说,是一种既陌生又新奇的娱乐活动。一方面,因应赛马产生噪声,天津北洋武备学堂学生曾经与赛马场产生冲突;另一方面,对于买办阶级则以赛马为交友之契机,时常相约观看赛马。譬如1886年11月西商赛马之际,《时报》报道:“孟冬初交薄寒未厉,明日为寓津西商赛马首期,敬告诸君及时行乐盖往观乎?”赛马在华人上层社会的角色由此可见一斑。

　　第二次战争之后,清廷逐渐意识到要维护封建统治,应该向西方学习科学技术,所以兴办了一系列的洋务事业。于军事方面而言,清廷从1862年起兴办军事工业并创立以军事学堂为中心的新式学校,聘用外国教官采用西式操法训练军事骨干,体操作为训练士兵的“西学”开始引入军队。1881年8月9日,北洋水师学堂课程设置德国兵式操,由德国教官汉纳根教习。水师学堂的课程设置皆具运动意涵,“体育课程内容有击剑、刺棍、木棒、拳击、哑铃、算术竞走、三足竞走、跳远、跳高、跳栏、足球、游泳、平台、木马、单杠、双杠等”。天津武备学堂还设置打靶场、大操场。需要指出的是,新式军事学堂彼时虽然引进了体操,但对于它的教育价值认知尚处于浅显阶段。

　　天津被迫开埠之后,毗邻北京的独特地缘政治因素,使欧美各国不得不重视天津的作用,适时的宗教传播自然难以超越政治之窠臼。1862年2月1日,公理会柏亨利将天津西南角教堂迁至城厢鼓楼东仓门口,教授经文,开始传习体育娱乐活动;1880年秋,李鸿章协助伦敦会传教士马根济医生在海大道建立施医养病院,训练中国基督教青年教徒学习西医并兼有西方体育活动。上述体育活动为后来的青年会推展相关事宜奠定了一定基础。

　　1895年12月1日,北美基督教青年会派来会理到天津创办青年会组织。青年会在天津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着重强调沿着改善身体、社会、心理、精神四个路线前进。体育运动作为改造身体的重要项目,被青年会提上议事日程。12月8日,来会理在北洋医学堂召开第二次基督教演讲会,会议前表演了篮球游戏,这是篮球运动传入中国的开始。随后篮球被天津民众渐次接受。综上,19世纪中后期,以英国赛马、德式兵操、美国篮球为代表的体育运动进入天津体育文化系统,为日后中西方体育融合奠定了历史基础。

　　晚清时期,天津传统体育项目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以放风筝等为代表的具有季节性、节日性的体育项目;一类是以武术为代表的与爱国主义情感紧密相连的体育项目。

　　清代乾隆、嘉庆年间,为了体现太平盛世,统治者开始提倡节日活动,因而出现了中国风筝发展的繁荣时期。春秋两季是放风筝的最佳时节,届时人们在天津旧城区内、娘娘宫、南市三不管、西头如意庵等繁华地带,摆出了各式各样的风筝,购买者甚众。嘉庆年间,樊杉《津门小令》描述道:“津门好,薄技细搜求。烟管雕成罗汉笑,风筝放出美人游。花样巧工留。”甚至在冬季,天津郊区的民众依然钟情于放风筝,正如唐尊恒在《津门竹枝词》中所言,“鹞子(风筝)高低冬便放”,足见天津人对于放风筝喜爱程度之深。

　　而在隆冬时节,跑凌鞋、冰排子成为天津民众喜爱之运动。跑凌鞋与速度滑冰较为相似。“履下包以滑铁,冰上为戏,两足如飞,缓疾自然,纵横如意,不致倾跌。”可见,跑凌鞋集技巧性与健身性于一体。除此之外,天津还流行一种冰排子的体育活动。冰排子的形状类似于床,上铺草帘,底嵌铁条,人坐上面,一人支篙撑之,速度甚快,是一种富有天津特色的休闲体育运动。每至天寒水冻之际,人们出行时常依靠冰排子,又彰显了其作为交通工具的一面。

　　另外,天津举办大型花会时期,各种民俗体育运动也会加以展示。农历三月二十三日是天后娘娘的生日,天津民众聚集至天后宫门前广场,举行声势浩大的演出活动。其中尤以五虎杠箱会最具观赏性,杠箱所载的皇家宝物,由五虎将护送,途中为匪人所觊觎,护送人起而争斗。五虎杠箱会“真刀真枪,真打真练,特别精彩动人,生面别开,所以能引到观众异常的注意”。特别是,“杠箱会着重的是武技的表演。为了生动引人起见,特意穿插上简单的故事,使这武技表演戏剧化了”。因此,以风筝、跑凌鞋、冰排子、五虎杠箱会为代表的传统体育集季节性、节日性于一体,大抵满足了天津民众日常生活消遣之需要。

　　清代以降,西方文明的示范效应加快了天津城市近代化的发展,使之成为集工业、商业、金融业于一体的大城市,对外来人口极具吸引力,因此不少民间武术家涌入。特别是运河沿岸各城镇码头的工商业者、杂工、贩夫人等,习武者较多,武术构成了天津市民文化的内容。

　　义和团运动为天津武术的发展推广提供了时代注脚。及至1899年秋,义和团团员在天津西郊、南郊一带逐渐增多。靠近运河的天津西部、北部的村庄,陆续传入山东和冀中地区的义和拳,农民开始练习“下大门”“掐诀”“顶仙名”。随着义和团运动的进一步发展,原本武术基础较弱的东郊大沽口附近也有了义和团的武术活动。“当时分文场、武场,其分别是:文场为刀、枪、剑、戟,武场除这些外还另加有快枪。”1900年2～3月,义和团已经开始进入天津县城,每日有人在南门外练习武术。很快,天津县城内“上至老,下至幼,皆争相学习”。由上观之,在义和团运动推动之下,天津武术的传播逐渐由城外转向城内,从而将武术传播引向深入。然而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清政府颁布了严禁民间习武的法令,武术的官方传播路径受到了一定程度上的抑制。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期,传统体育与西式体育依旧呈平行发展状态,而这随着以“体操”为代表的新式体育进入教育系统发生了改变,“体操”亦成为时人认知学校新式体育的切口。

　　早在1897年11月26日,在天津北洋大学堂举行的全校首次赛跑比赛中就提及了“体操”二字。《萃报》载曰:“初四日为天津大学堂赛跑之期,计头等、二等两堂学生一百七十余人,于九点钟齐集该堂围墙内之跑场,演赛各种奔跃之法。查赛跑一法,欧美各国学堂均有之,亦体操中之一端也。”由此可见,组织者认为赛跑为体操中之一种,尚未有现代体育的概念。

　　1902年8月15日,清廷学部在《钦定小学堂章程》中植入体操课程,规定:“修身第一,读经第二,作文第三,习字第四,史学第五,舆地第六,算学第七,体操第八。”可见,体操以制度的形式进入学校教育系统。因应天津学校体育教育之发达,天津小学堂的体操教育在《钦定小学堂章程》之前已然渐次付诸实践。1902年天津第一小学堂课程中,体操与历史、地理、理科、教育学、教育制度、日语等科目并列。

　　及至1903年,清政府制定《奏定学堂章程》,规定各级学堂都必须添设“体操”科目。以高等小学堂课程为例,对于每星期学生体操练习的任务、时限皆做了具体规定,体操课程的具体内容包括普通体操、有益之运动、兵式体操,每星期练习3个小时,占授课总学时的1/12。在此情势之下,天津各级学堂体操课程日臻完善。1904年,天津民立中学堂的课程设置中,将体操作为与修身、读经、中国文字、外国语、历史、地理、算学、博物、物理及化学、法制及理财、图画并列的科目。府署西萧曹祠内民立第二半日学堂,在招考学生的启事中将体操作为科目之一。普通学堂之外,相关的专业学堂亦增设体操课程。1903年,实业家周学熙在天津旧城东南隅创办高等工业学堂,总计设有化学科、机器科、化学制造科、化学专科、机器专科、图绘科等6门专业,除了机器科之外,其余5门都设置体操课程。正是由于体操课程渐次在各类学堂推进,教师与学生对于体操有了一定的体认。因此,作为检验体操教学的方式“合操”自然成为一项重要内容。如1904年9月11日,天津6处官立小学堂、2处民立小学堂之学生总计1000余人,在西头慈惠寺内合操。在检验体操教学成效的同时,天津亦进一步将学校体操教育系统化。

　　因应张伯苓、严修等教育家提倡,天津女子教育中的“体操”课程设置亦为全国之优先。1904年督署后女学堂,即由体操教习率领众学生在院中教演体操,但并未将其纳入正式教学课程之内。1904年严修去日本游学,对于女子体操有了更为深刻的体认。翌年,严修改严氏女塾为严氏女学。同时,为了培养幼儿教育师资,又于家中设置保姆讲习所,课程中设置体操、游戏两项。受此积极影响,1906年,天津普育女学等多所女子学堂先后创办并设置体操课程。至此,体操作为体育的一种主要表现载体,与理化、法制等西方课程渐次进入天津各级学校教育系统之中。

　　民国初年,中国同盟会燕支部负责人张继意识到武术在革命中的实战效果,故希望构建一个带有爱国主义色彩的武术网络,因义和团运动被严禁的武术于沉寂十年之后再度引起社会各界关注。1912年6月5日,张继等人暂假河北三条石直隶自治研究会总所,召开中华武士会成立会。中华武士会以振起国民尚武精神为宗旨,“期我国民自兹以往,变文弱之风而成坚强之习,以负我民国前途之重任”。

　　以爱国主义为求索旨归的中华武士会,时常于公共场所表演武术。1916年,中华武士会在天津东门内文庙开会演习崩拳、燕形拳等各种武术,韩慕侠、李子扬等武术名家亦纷纷到场。不仅如此,中华武士会还以实际行动致力于武术推广的社会化。1915年9月20日,中华武士会就与天津社会教育办事处联合开班,并延聘武士会教员李彬堂教授武术。

　　中华武士会的创办与宣传,亦为武术进入天津学校教育系统提供了契机。1917年,受中华武士会尚武强国思想之影响,天津劝学所创办武术传习所。招聘的学员主要是现任县内各学校教员,教习的主要是普通的武术套路。中华武士会与天津劝学所对于武术的提倡,亦引起了北洋政府教育部门的关注,其明确规定各类学校皆必须在体育课程中提倡武术教育,武术设置的制度化促使学校将“武术”正式纳入体育教育体系之中。如1919年英租界球场道浙江旅津公学,为了广泛推展武术,“特于校中附设广武学会,征集校外有志之士,共相研究,以期昌明绝学云”。不仅如此,1920年,天津学生联合会组织学生队武术部,定于每星期五在草厂庵本会,教授职员各种武术。这足以体现出天津各级学校以及组织对于武术教学日益重视的态度。

　　由上可知,武术进入天津教育系统,主要还是因应以爱国主义为宗旨的中华武士会等武术团体的社会推广,从而引发了教育界的关注。进一步说,体育健身与爱国主义是武术得以进入教育系统的双重推力。至此,大抵在20世纪20年代前后,分别以体操、武术为代表的新式体育与传统体育主导了天津学校体育教育的发展趋向。两者作为中西方文化的代表并行存在,继而完成了天津学校体育教育系统的形塑。

　　20世纪初,在清末新政的文化背景之下,以体操为代表的西方体育以引领者的身份进入天津体育教育系统之中,试图以西方的文化思维来改造现实中的中国社会。然而此后由于受到1919年五四爱国运动时代风潮的强烈影响,这一观念逐渐发生了改变,表现在前期输入西方体育运动极为用力的文化机构开始有选择性地推展中国传统体育项目。对于推进社会教育事业的青年会来讲,同样需要面对如何本土化的历史命题。武术在体育项目中最具中华民族象征,成为青年会推进社会事业的重点选项之一,也因此客观上为中西方体育融合创造了条件。

　　1927年1月,青年会为发扬中国固有之国粹精神,在天津东马路崇仁宫创设中华武术社并特添招学员。因响应“国术救国”的时代主潮,青年会亦建立了国术馆,聘请专门的教员教授太极拳、八卦掌、形意拳及一切器械之使用。同时,青年会亦为日后的中西方武术交流奠定基础。1918年10月26日,天津青年会约集日、美两国武士会会员假该会合演武术技艺。1924年7月,青年会远足队赴烟台,参观美军武术。这也可以看作青年会以武术为质点进行中西方体育文化的初步融合。

　　为了能够让中国武术发扬光大,而使全国民众受其实惠,1931年至1935年,青年会连续举办五届国际武术表演大会。其中尤以第五届国际武技表演大会最为著名,表演的项目包括曹金藻的红蟒拳,吴玉昆、鲍有声的对刺剑,张恩贵的形意拳,冯振武、路振林的刀枪对打,意大利兵营的拳斗,日本青年会的柔术,孙祖荫的金钟罩,青年会国术班的八卦拳操,杨桐茂、鲍有声的对打拳,日本青年会的劈剑,克来尼高夫、哥瑞沙的俄国摔跤,国术班的八卦掌操,俄国体育会的双杠,光林皮条社的皮条,华北杠子社的杠子,等等。中西方各种武术项目同场竞技表演,旨在表明中西方体育文化渐次得以深度融合,爱国主义成为改造者与被改造者共同的文化旗帜。正是从这一角度言之,早期推广新式体育的西方社会组织在爱国主义视域下,渐次得以推进中国传统体育的现代转型。

　　在近代西方体育与中国传统体育融合互动过程之中,亦衍生出新的公共空间、新的城市经济形态。特别是通过体育运动这一媒质,加强了天津与国内外城市的文化交流,形塑了天津的新形象。

　　体育作为一种动态效果极强的运动,同样催生了形态各异的公共空间。例如回力球场、公共体育场等新型公共空间迅速在城市空间中得以形塑。在近代天津,体育运动视野下的城市公共空间,从物理空间的角度来讲,大体分为以下两类。

　　1929年,中国最早的回力球场在上海创设。之后,回力球运动由上海传入天津。1935年,意大利人富马加里以及天津人潘子欣等在意大利租界公园创办天津回力球场,天津民众在此尽享城市摩登之感。

　　首先,建筑给予城市民众摩登之印象。回力球场外观为后现代形式,楼房主体为四五层叠错,另有半地下室。回力球场大门的上方有“FORUM”的大型霓虹灯组字。整个建筑物的四周用霓虹灯环绕,每到夜晚,更显出它的豪华与壮观。球场内部的赛球场是一个长方形场地,三面是有弹力的击球墙面,另一面面向观众之看台,台上设置皮椅以及欧美式样的包厢。为了赛球期间消遣娱乐,回力球场还附设舞厅,“以前之银色墙壁,现已改为浅绿色,其四方凹入神龛式之壁灯,改为凸出圆玻璃灯”。“四周皆铺羊毛地毯,上设桌椅。音乐声起,客人即趋与其相近之小场而舞。”唯美的舞厅装潢设计凸显着现代性之意涵。

　　其次,从性别角度来讲,亦带给城市民众摩登印象。回力球场开业之初,聘请了许多外籍球员,“苏鲁巴、赖猛巧、唐纳格、小古里地、卡尔贝、苏唐格等都是对赌客颇具魅力的球员”。这些球员身体健壮、球艺精湛,诸多社会名媛争相赴球场,只为一睹回力球员之风采。此时,性别的关注焦点发生了移位,即男子成为被观赏的“他”,女子的“她”成为观者的中心。在相对密闭的空间里,女性主动发表对于男子审美之看法,由此城市民众对于体育运动有了更为切实的性别体认。

　　随着体育运动的深入开展,人们对于公共体育场的需求日渐增长。1928年,在南京举行第一次全国教育会议,委员黄振华提出《国民体育之振兴及其进行方法案》,建议国家应该从速设置公共体育场。20世纪20年代前后的天津,公共体育场主要集中于英租界附近。“所以一般生活在天津市的人们,往往因为身体上缺乏运动机会,而发生不医之病,诚为大都市之缺憾。”在此情势之下,天津市公共体育场的建设亦逐渐被政府提上议事日程。1930年9月30日,天津市第一座公共体育场在河北蔡家花园辰纬路以东落成。20世纪30年代大型运动会的频繁举行,亦推动了公共体育场的建设。1934年,为了承办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天津决定在北宁公园东修建河北省体育场。河北省体育场由基泰工程公司著名建筑师关颂声设计,可以容纳3万余人。“田径赛场中设国术场、足球场、篮球场、排球场、垒球场,各一;更在场之东部及西北设网球场六、篮球场三、排球场三、足球场一、棒球场一。各区域并设休息、浴室等,凡体育场应有之设备无不具。”

　　公共体育场不仅作为新型的公共空间建筑存在,更为城市民众制订了周详完备的运动计划。以1946年天津市第二体育场组织活动为例:1月举行踢毽子比赛;2月举行第三届竞走;3月举行第四届篮球锦标赛;4月举行儿童节游艺会、放风筝比赛;5月举办第五届公开运动会;6月举行第三届个人乒乓球锦标赛;7月举行第四届公开网球单双打锦标赛;8月举行第三届公开网球赛;9月邀请外埠网球队来天津比赛;10月举行体育宣传周、民族运动会;11月举行第四届自行车竞赛;12月举行第四届足球锦标赛。可见,第二体育场安排的比赛项目既包括放风筝、踢毽子等传统体育项目,也包括篮球、乒乓球等西方体育项目,满足了不同民众对于体育运动的需求。有时体育场也会根据市民兴趣爱好,举办全市的单项体育锦标赛。1947年2月,第二体育场为谋提倡市民足球运动,特举办星期日足球赛。“参加者为津联、三友、新华、北宁、锦友、中联、联华、中一、中七、东联、学生军、北风、国光等十三队。”到场观众数千人,足见市动兴趣之浓厚。

　　体育场活动的有序开展,在一定程度上也提高了天津民众对于体育的参与度。以日锻炼人数统计,1946年7月31日,“天津第一体育场练习足球人数89人,垒球422人,排球458人,网球798人,武术2760人,篮球3712人”。以月锻炼人数统计,1947年11月,“天津市市立第二体育场每月来场运动人数:足球2000人,国术2000人,田赛3000人,径赛3500人,体操6000人”。从这个角度来讲,公共体育场为城市民众的休闲消遣提供了理想场所。

　　及至20世纪20年代,由于天津学校体育蓬勃发展,人们对于比赛服装、球鞋、体育器械的需求大增,天津亦逐渐形成了国产体育用品业发展的兴盛局面,其中以春合、利生体育用品厂最为突出。以春合为例,“所设代理店包括河南、山东、山西等全国19个省市。此外,春合在马来西亚、新加坡等数十个国家也广设代理店”。20世纪30年代,春合、利生日益成为中国体育用品业的重要标识,春合“自1933年至1935年曾经先后三次获得实业部国货展览会特等奖以及在新加坡举行的国货扩大展览大会特等奖”。

　　自1930年之后,天津的赛马事业逐渐被纳入市政管理范围之内。以华商赛马会为例,1931年至1935年每年向市政府上缴的赛马捐占到总收入的1/3左右,赛马捐成为天津慈善事业主要经费来源之一。另外,“赛马会还时常举行慈善赛以襄助社会事业,慈善捐款的对象主要包括各级学校、市政建设组织以及慈善团体”。赛马业的发达,直接带动了彩票行业的发展。聚元票行是天津首屈一指的彩票“专家”,以经营体育赛马彩票致富,后来发展为著名银号。

　　20世纪30年代大型运动会期间,商家往往以此为契机进行产品宣传。1934年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在天津举办,天津正兴德茶庄迅疾推出广告。首先,将茶与国庆、国难相结合。“纪念国庆。勿忘国难!吾人警惕自新!”由此赋予了茶本身宏大的政治寓意。其次,着力强调产品的历史与品质。“本庄从事国茶,已二百年,孜孜力图,实施服务,其出品之美备,生产之增加,素为各界所赞助。”“国茶”,可以唤起消费者心理上的民族认同。最后,根据具体情况,特设“运动茶”。其品目颇富运动韵味,如按照价目的高低,分别命名为冠军牌、锦标牌、凯旋牌、胜利牌、云星牌、铁军牌。在运动会行将结束之际,天津元兴茶庄则是紧紧抓住运动员思乡心切的心理,继续对产品加以推销。“各省运动员注意:华北运动会行将闭幕,诸君预整行装,歌奏凯旋之时,元兴茶庄出品各种名茶,名驰遐迩,到处欢迎。”

　　近百年来,中国传统体育与西方体育在天津不断融合互动,并渐次成长为一种城市文化的新标识,从而使人们对于天津的城市形象有了新的认知。

　　第一,体育竞赛被赋予爱国意涵。1909年春,上海北四川路亚波罗影戏院演播影戏,英国大力士奥皮音登台表演健美、举重等运动项目,并以“病夫”污蔑中国。同盟会会员陈其美、农劲荪等人决定聘请天津武术家霍元甲到上海与奥皮音比武。霍元甲抵达上海,宣称:“世讥我国病夫国,某即病夫国中之一病夫也,愿世界健者来校,有以一拳一足加我身者,奉金表、金牌各一面,以为胜者纪念。”“天津”“霍元甲”的爱国形象在上海得以初次展示,使世人知晓天津武术的爱国内涵底色。

　　就连运动会赛场上的学生也时常以体育助威作为斗争的武器,抒发爱国之志。1934年第十八届华北运动会上,面对已沦为日寇铁蹄之下的东三省,由南开学生组成的啦啦队高唱《努力奋斗歌》:“十八届运动大会开在河北天津卫,众青年精神焕发时时不忘山河碎,北方健儿齐努力,收复失地靠自己,大家同心来奋斗。”运动会正式开始之时,南开500名男女啦啦队员更是在3万观众前,以黑白旗布置字形,如“‘勿忘国耻’‘勿忘东北’等,极得好评”。南开啦啦队将运动会助威与救国相结合的做法,在全国引起了极大关注。

　　第二,武术成为抗击外国侵略的利器。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之际,静海镇武术家宋世友,在天津老龙头火车站的战斗中刀毙洋兵多人;独流武术家刘连胜,在东淀苇塘战斗中一人力杀4名洋兵。20世纪30年代,当国家处于危难之际,中华武士会会员韩慕侠在天津南开区自家院子里设置团部,在杨柳青镇培训军队,由韩慕侠参与训练的国民革命军大刀队在长城抗战中给予日寇重创。因此,“爱国尚武”是近代体育赋予天津城市新形象的时代底色。

　　体育不仅增添了天津爱国尚武的城市底蕴,同时亦引发了人们对于生命健康本身的思考,具体表现在对于健康与健美的认知与体验上。

　　第一,城市民众的健康意识培养。强身健体,是体育运动固有的意义所在,不同的社会阶层皆关注到“健康”与实际需求的关系。天津实业家卞白眉每年夏季都会带领家人赴北戴河游泳,通过游泳等体育运动,卞白眉及其家人的身体状况得到很大改善,一些慢性疾病得以渐次根治。对于以工人为代表的阶层,厂方从提高企业效率角度出发,主张安排工人从事体育运动。譬如在塘沽的久大工厂中,户内有棋子室、乒乓球等供工人消遣,户外运动有器械类和球类两种。器械有秋千、单杠、浪桥、石墩四种;球类因为设备和兴趣的关系,只有足球一种。通过体育锻炼,工人常见的疟疾、痢疾等病症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根治。

　　及至20世纪40年代中后期,城市民众对于体育运动的健康理解逐渐演绎为卫生与生理健康。譬如1946年5月27日至6月1日,天津第一体育场为推进民众身心健康举办保健周,并规定5月27日房舍清洁大扫除,5月28日场地清洁大扫除,5月29日场长对全体职工陈述不良嗜好之害处及戒除之方法。检查内容具体包括“人的五官以及扁桃体、淋巴腺、心脏、血压、肺部、肝部、胃部、皮肤、血、粪便等”。全方位的身体检查,耦合出城市民众对于卫生与生理健康的重视程度。

　　第二,城市民众对于女性健美的认知。当时的知识分子认为,国人必须有健康的体魄,才能振兴国运,因而担负培养下一代重责的妇女的劳动与生理健康,受到各界的广泛注目。1933年公映的科教片《健美女性》展示了劳动妇女如何保持健康。《健美女性》电影的播映,引发了社会各界的评论。有人认为,电影“内容与技巧都很优超,值得称颂的性教育影片”。也有人称,“这部影片根本不是对于人体底‘美’的研究,而是‘健强’的指导,这部是简单的通俗的妇女合理的健康生活的阐明”。这足以反映天津民众对于“女子健美”感官与精神层面的关注程度。

　　受此启发,天津各大影院相继推出以女子健美为题材的影片。1934年在天津河北影院公映的《健美运动》,阐释了女子健康之种种观念。由于公映当天观众爆满,胡蝶电影院多次重新放映《健美运动》,从而使城市民众通过影片初步意识到女子健美的重要意涵。1936年平安电影院亦推出了《中国健美女性》,在海报中紧紧扣住“健美”加以宣传:“美丽的画面,展览充分的性感,表现妇女最美的部分,使你饱览妇女最秘密的部分,完全的公开,如入众香之国,使你灵魂陶醉,如入山上,使你目不暇接。可作运动片看,可作卫生片看,可作生理片看。”值得一提的是,小说家李乐天依据相关健美影片,最终写成《健美的女性》畅销书,受到天津民众之喜爱。总之,“健康健美”是近代体育赋予天津新形象的核心意涵。

　　20世纪30年代中期,天津成为闻名全国的大都会,城市人口的急剧增长,为体育的对外传播交流提供了条件。

　　第一,倡导埠际体育教学交流,促进城市文化联动。一方面,推展“走出去”体育教学。由于天津与北平之间独特的地缘、学缘因素,南开学校时常去清华比赛,校长张伯苓、体育部主任章辑五等亲自领队,比赛项目主要是篮球和足球。天津教育部门亦支持“南开五虎”篮球队、南敏排球队去南京、上海交流比赛。另一方面,推展“请进来”体育教学。1931年,中国唯一的新式女子篮球队———上海两江女子体育学校篮球队北上挑战,与天津女子师范学院进行了友好比赛。这表明,天津与北平、上海拥有些许类似的城市文化性格,表现在开埠的程度、革命的传播以及经济实力雄厚等方面,这些都成为近代大城市之间沟通维系的基础。

　　第二,主动融入世界大赛,彰显天津的国际影响力。在世界大赛的舞台上,天津作为中国北方体育文化的代表从未缺席。1936年,第十一届奥运会在柏林举行,除了派出正式体育代表团之外,中国还组建了国术表演队。其中来自天津的郝铭担任队长,领队王正廷曾经在天津求学继而领导全国体育工作,三位女选手中代表天津的傅淑云师从天津著名武术家张占魁。1936年7月24日至8月31日,国术队先后在汉堡、柏林、法兰克福等城市表演太极操、拳术器械等,受到在场中外人士赞誉。“……国术队在此间慕尼黑体育协会大会场中表演,极受欢迎,尤以傅淑云女士之太极拳为最。”不仅如此,傅淑云还熟稔剑术,“一口达摩剑舞得出神入化,如银龙缠身,劈、刺、挑、剁急如闪电,使中国传统剑术惊撼了柏林兴登堡体育场的观众”。“德国国家摄影团,特意为傅淑云的表演摄制纪录片。”

　　中国国术代表团前往柏林表演之际,还有一个由郝更生任团长的十余人组成的观摩团,至意大利、丹麦、匈牙利、捷克等九国考察,并且参加了在汉堡举行的国际娱乐大会,观摩内容为各国体育专家相关演讲。观摩团中包括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体育系主任、天津体育协会副会长张惠兰,天津体育协会副会长杜隆元,天津中华足球队指导和天津协进会会员侯洛荀,天津市教育局体育督学傅镜如等知名体育教育家。从人员构成来看,于天津就职的武术家、教育家占到观摩团将近半数,这足以证明天津体育教学在全国之领先地位。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观摩,在一定程度上也促进了天津与欧洲城市的文化交流。因此,“开放求变”是近代体育赋予天津新形象的重要维度。

　　总体来讲,以赛马、体操为代表的西方体育是近代天津体育的重要内容,西方体育的传播自租界开始,并最终通过学校体操教育的规训而完成。以武术为代表的传统体育亦在现代化转型中寻求时代的突破,辛亥革命之后,“爱国尚武”口号的提出引发了社会各界对武术的再度关注。最终在20世纪20年代初,武术与体操作为中西方最具代表性的体育项目先后进入学校体育教育系统,标志着近代天津体育新的形塑。随后,在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高涨的爱国主义浪潮之下,近代天津体育经历了本土化转型,突出表现在西方文化机构致力于中国传统体育的社会化推广。正如学者王笛所言,“传统与现代都是相对的,没有截然分离的界标,也不像革命那样有一个明确的转折点。在从传统向现代的过程中,社会犹如一个游标,愈来愈远离传统的极点而愈来愈趋近现代的极点”。与此同时,体育与城市公共空间、城市经济、城市形象方面皆产生了诸多交集面相,成为驱动天津城市文化发展新的引擎。特别是在这一过程之中,形塑了诸多富有天津特色的城市名片,譬如“中国奥运第一人”南开校长张伯苓、1924年巴黎奥运会冠军李爱锐、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南开五虎”篮球队等,从这个角度讲,体育成为多维度检视近代天津城市发展变迁的重要标识。